朱广权从《水浒传》切入,解析了包拯“包待制”称号的由来。宋朝设立龙图阁收藏太宗朝文献,其官职分为学士、直学士、待制三等,包拯因任天章阁待制获此称谓,民间谐音“包待治”强化其刚正形象。
包公戏的演变与宋元社会矛盾密切相关。包拯被神化为清官代表,源于民众对贪腐的不满和文人借古讽今的创作。元代关汉卿的《蝴蝶梦》等作品将包拯塑造成“东方福尔摩斯”,明清时期《包公案》进一步强化其探案形象,形成“清官包拯神化”的文化现象。
《水浒传》提到范仲淹在家祐三年(1058年)参与治理瘟疫,实为史实错误。范仲淹早在1052年去世,小说中其“天师祈禳瘟疫”情节暗含天数玄机,通过“罗天大醮驱灾法式”引出后续故事,三月初三“三三见九”的伏笔暗示剧情转折。这一安排既体现作者对范仲淹“先忧后乐”精神的推崇,也暴露了话本小说为情节牺牲史实的特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