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仁宗因幼年缺爱,对张贵妃极度宠溺,不仅给予其丰厚赏赐,更大力提拔其远房伯父张尧佐。张尧佐凭借外戚身份,从地方官员快速升至三司使等要职,但其能力不足且贪腐,引发朝堂争议。包拯作为御史台谏官代表,联合台谏群体持续七个月弹劾张尧佐,指出其升迁破坏宋朝约束外戚的政治传统,并批评宋仁宗纵容外戚势力干预朝政。
面对包拯直谏宋仁宗的激烈批评,仁宗虽一度罢免张尧佐三司使之职,但仍试图通过授予节度使、宣徽使等虚衔维护张贵妃家族地位。包拯再度以谏言批评触犯皇权,强调官职任命需符合国家利益,最终迫使仁宗妥协:张尧佐仅保留虚衔且不得返京,同时朝廷明确限制外戚进入权力核心。
台谏制度批评功能在此事件中凸显,御史台谏官监督机制有效约束皇权滥用。包拯作为忠臣典范,以守护社稷为出发点,其谏言不仅阻止了外戚势力膨胀,更维护了宋朝政治传统。尽管斗争成果有限,但通过限制张尧佐实权,避免了朝政进一步腐化。
包拯的形象因贴近民众、清廉正直,成为历史记忆中的清官符号。他执政时允许百姓直诉冤情,主张“民者国之本”,其大忠之勇与仁者之威体现了宋朝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。这一事件反映了北宋台谏制度的运作逻辑,以及清官符号在人民认同中的深远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