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批判欧洲各国政府权力结构的失衡,指出实际掌握政治话语权的并非统治者、军人或外交官,而是以约翰·史密斯、博布斯、摩西·纳姆为代表的平民资本家。他们通过操控“恐怖现代机器”(如媒体和军工体系),利用“平民穷体惊恐”煽动舆论,迫使统治者放弃决策权,最终导致战争的爆发。
战争责任被归咎于平民群体的自私与懦弱。作者认为,平民因长期接受“人性本恶”的教育,对统治者缺乏信任,转而支持资本家集团。这种“平民政治干预”加剧了统治者的无助,使其在乌合之众的恐慌中丧失行动力,无法阻止战争机器的运转。
为解决欧洲危机,作者主张建立“忠诚宪章约束”,限制平民对战争的干预权,并要求民众无条件服从统治者的和平决策。通过剥离“平民穷体惊恐”对政府的影响,恢复统治者、军人及外交官的独立决策权,才能重建“欧洲和平路径”,终结当前的政治瘫痪状态。
作者强调,唯有赋予统治者脱离乌合之众束缚的权力,才能消除“战争责任根源”,避免因群体恐慌引发的非理性冲突。这一观点直接挑战了狄金松教授倡导的平民参政理念,认为欧洲的出路在于重构权力体系,而非扩大平民的政治参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