贞观后期,太子李承乾因逐渐失宠引发地位危机,与魏王李泰展开激烈夺嫡之争。唐太宗虽曾表态维护太子,但政局暗流涌动,皇子间的矛盾与朝臣的派系博弈交织。齐王李佑谋反事件成为转折点,其失败暴露了皇子对未来皇权的普遍不安,并牵连出太子李承乾的谋反计划。吏部尚书侯君集因功高未赏而投靠太子,策划控制皇宫的应急预案,最终因告发被处决。
唐太宗在太子废立决策中陷入两难:太子李承乾的谋反虽属自保性质,但仍触犯死罪;魏王李泰因过度经营夺嫡引发猜忌,其“杀子传弟”的承诺被褚遂良质疑违背人性。晋王李治凭借长孙无忌等重臣支持,以“保全诸皇子”的仁厚形象成为折中人选。李泰威逼李治退出竞争的举动,以及李承乾揭露夺嫡阴谋的临终谏言,进一步动摇了唐太宗的立场。
贞观十七年,唐太宗通过恢复李建成太子称号的政治动作,暗示避免兄弟相残的意图。最终,权衡皇子安全与政局稳定后,李治被立为太子。这一决策既反映了唐太宗对玄武门之变历史教训的反思,也凸显了贞观后期权力交接中情感偏向与政治现实的复杂博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