辛弃疾在湖南任转运副使期间,面对频发的湖南农民起义原因,提出“官逼民反”的核心观点,向宋孝宗呈递《论盗贼札子》,主张通过吏治整顿措施分析解决社会矛盾。宋孝宗认可其建议,任命其为湖南安抚使,赋予军政实权。
为稳定地方局势,辛弃疾启动飞虎军创建过程,选址长沙营盘街并着手筹备。然而,枢密院官员多次阻挠,辛弃疾采取阳奉阴违应对策略,顶住压力继续推进。为解决军费筹措创新方案,他实施税酒法改革、以石料抵罪等政策,但部分措施引发摊派政策负面影响的争议。
宋孝宗因军费压力下发金字牌紧急命令叫停工程,辛弃疾巧妙周旋,通过有偿征瓦加速营寨建设,最终完成飞虎军组建。该部队成为南宋地方精锐,但辛弃疾未及指挥便被调任江西,留下“明珠成薏苡”的冤屈感慨。
调离后,监察御史翻旧账弹劾其湖南政策,引发辛弃疾仕途风波。面对仕途困局,他陷入道家思想处世哲学与抗金复国军事理想的矛盾,词作《沁园春》折射出“进忧退忧”的挣扎。尽管遭遇打压,辛弃疾在湖南的湘军建设战略意义仍为南宋边防奠定重要基础。
最终,监察御史弹劾案迫使辛弃疾离开权力中心,其整顿吏治、创建飞虎军的实践,成为南宋地方治理与军事改革的典型案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