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代社会的倦怠现象源于自我剥削心理机制,以普罗米修斯神话为隐喻,揭示主体在自由假象中陷入自我攻击的循环。这种自我剥削导致倦怠感蔓延,卡夫卡提出的治愈性倦怠则指向自我降解的积极可能,与过度积极化引发的神经元主导疾病形态形成对比。
20世纪免疫学防御模式以排斥他者为特征,而21世纪转向肯定性过载暴力主导的疾病形态。抑郁症、多动症等非传染性疾病由过量肯定性引发,区别于病毒时代的免疫反应。全球化消解了免疫学范式,差异取代他者性,社会进入消除否定性的阶段。
从否定性归训体制向积极公济社会转型中,主体成为自我雇主,效率至上的逻辑催生新暴力形式。归训社会通过禁令制造异常,公济社会则生产抑郁症患者,其根源是成就压力而非自主性缺失。过度活跃的劳作动物在自我剥削中丧失自由,陷入神经暴力与精神梗阻。
深度无聊作为精神放松终极状态,与多工作业导致的注意力分散多任务形成对立。现代社会过度刺激使深度注意力边缘化,超注意力加剧碎片化感知,抑制创造力。沉思能力被削弱,行动加速导致缺乏停顿,阻碍文化生成与存在反思。
深度专注沉思能力被视为抵御过度积极化的关键。尼采强调学习观看的宁静本能,阿伦特则反思劳作社会对行动的降格。沉思生活通过隔绝刺激恢复自主性,而根本性倦怠被汉德克描述为和解途径,通过弱化自我边界重建集体联结,形成对抗效能社会的可能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