乾隆皇帝因其在书画作品上大量盖章和题跋的行为,被称为“盖章狂人”。这一外号源于他对故宫藏《附冲三巨图》等作品的极端处理:他不仅在赝品《附冲三巨图》上盖印五十多枚,还命臣子填满画面空白,导致原画美感严重受损。
其“文物破坏者”的争议进一步体现在对王羲之作品的过度干预中。例如,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被乾隆加盖一百七十二枚印章,并在折缝处题写“神”字;《中秋帖》仅二十二字,却被盖印八十余枚,远超原作篇幅。
此外,唐代《五牛图》等经典画作也难逃乾隆的“书画印章”狂热。他在《五牛图》上加盖数十枚印章,削弱了原画的乡土气息;明代《人奇图卷》和《勤用墨画》分别被盖印十四枚及三十余枚,进一步引发对其文物管理方式的批评。
这些行为不仅反映了乾隆对收藏的痴迷,也暴露了其“赝品鉴定”能力的不足,如将赝品误作真迹题跋。后世对其“历史评价”多聚焦于艺术保护与破坏的双重性,成为研究清代文物管理的重要案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