永徽年间政治疑案始于房玄龄家族内部纠纷。高阳公主为帮助丈夫房遗爱争夺梁国公爵位,诬告大伯房遗直对其非礼,意图借皇室身份施压唐高宗。案件经长孙无忌审理,从家庭矛盾升级为谋反大案,史称房遗爱谋反案件始末。
长孙无忌借机扩大调查范围,将吴王李恪、荆王李元景等宗室牵连入案。吴王李恪谋反冤案实为长孙无忌排除异己的手段,因其曾阻挠李恪竞争太子之位。同时,功臣李道宗因与长孙派系矛盾,被以“交通谋反”罪名流放岭南,显示长孙无忌独揽朝政的强势。
唐高宗李治虽名义为君,却因三省长官长孙党羽全面把控中枢机构,实际权力受制。永徽三年,高宗欲赦免宗亲死罪,遭兵部尚书崔敦礼驳回,暴露永徽朝局权力分配失衡。尽管李治察觉长孙无忌集团包围,却暂未找到突破口。
案件最终以高阳公主、房遗爱等宗亲处死告终,长孙无忌独揽朝政达到顶峰。此案不仅清除政敌,更强化其对三省机构的控制。此后,高宗提出废后计划,暗含打破权力垄断的政治意图,为后续权力斗争埋下伏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