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高宗李治执政初期,朝政呈现明显的二元权力结构。长孙无忌辅政势力掌控实权,李治虽为皇帝,但决策常受制于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功臣集团。李勣辞职事件分析显示,李勣因避长孙无忌锋芒多次请辞,最终被批准担任虚职,反映朝堂派系倾轧。褚遂良强买房产案则暴露长孙无忌对党羽的包庇,案件审理中权臣干预司法,导致褚遂良未受严惩,两年后更升任要职并打击报复举报者,凸显权力庇护下的不公。
永徽元年至三年,晋州地震引发君臣矛盾。李治采纳张行成“大臣阴谋”之说,试图通过纳谏削弱长孙无忌辅政势力,但群臣奏疏无实质内容。李治质问长孙无忌,双方对“结党营私”问题产生分歧:李治认为朝中存在帮派问题,长孙无忌则以“人情常态”搪塞,暴露君臣对权力分配的认知鸿沟。
后宫与朝廷权力联结进一步激化矛盾。王皇后养子立太子案由长孙无忌与皇后之舅柳氏推动,李治被迫接受将宫女所生陈王李忠立为太子,显示长孙无忌势力已渗透后宫决策。王皇后因性格骄矜失宠,其家族与长孙无忌的联盟使李治陷入孤立,权力旁落局面加剧。
永徽年间谋反案件中,洛阳人李洪泰告发长孙无忌谋反,李治为维持表面稳定将其处决,反映皇权受制下的隐忍策略。李治虽察觉权力失衡,但因根基未稳选择克制,永徽政局二元政治矛盾持续发酵,为后续权力斗争埋下伏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