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熙帝的景陵以简朴著称,整体规模远小于顺治帝的孝陵,神道长度仅为其四分之一,且未设石像生。简朴原因包括三藩之乱导致的财政紧张、陵址地势低洼的局限,以及康熙帝自身崇尚节俭与孝道,刻意缩减规制以“逊避祖陵”。
雍正帝即位后,对景陵进行制度化完善。他首创双碑制度,分别刻满汉双文以记录康熙帝功绩,统一碑匾文字规格,并提升祭祀礼仪,增设宗室守陵制度。这些改革既遵循礼制,又体现雍正帝对父亲的尊崇。
乾隆帝则通过扩建进一步为景陵“锦上添花”。他违背康熙遗愿,强行增设五对石像生,并打破祖制为康熙的两位皇贵妃修建逾制妃嫔园寝,包括增设方城明楼、丹陛石及配殿,使其成为清代规制最高的妃园寝。此举既因乾隆感念幼年抚育之恩,亦隐含为自身陵寝建设铺路的目的。
景陵的营建与改建历程,反映了清代帝陵制度的演变。康熙帝的简朴初衷、雍正帝的制度化创新,以及乾隆帝的踵事增华,共同构成景陵“锦上添花”的历史脉络,也凸显了不同帝王对礼制、孝道与政治象征的理解差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