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推行广开言路的政策,鼓励官员直言进谏,但这一制度也为其带来诸多困扰。贞观八年,地方小官皇甫德参上书批评宫中高发髻流行及修建洛阳宫劳民伤财,李世民一度大怒欲治其罪,经魏征劝解后改为赏赐,以维护朝廷批评风气。
贞观十五年,李世民计划修建洛阳宫,张玄素以隋炀帝奢靡亡国为鉴,直言工程耗费巨大、损害民生,甚至将唐太宗比作暴君。尽管李世民初显不悦,最终仍采纳谏言,停建工程并重赏张玄素,体现对谏官职责的尊重。
后宫私事亦成为谏议焦点。李世民欲纳郑仁基之女为妃,魏征揭露该女已许配他人,迫使李世民取消纳妃。另一次宴席中,李世民炫耀所得美妾,王珪以庐江王杀夫夺妻的恶行警示其行为失德,促使李世民遣返该女子,彰显贞观之治对君主私德的严格约束。
魏征多次强调维护贞观之治需持续接受批评。贞观十二年,他直言李世民功业虽盛,却渐生骄傲,纳谏态度不如早年恳切,并列举孙伏伽、柳雄等案例,警示君主需戒骄戒躁。李世民对此反思,重申“因言获罪”禁令,巩固朝廷批评风气。
通过纳谏制度与谏官职责的实践,贞观时期形成以法律为基础、德治为导向的治国体系,为唐代盛世奠定根基。官员不畏直言、君主克制私欲的互动模式,成为贞观之治成就的核心保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