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太宗通过贞观之治用人政策,以德才兼备用人标准为核心,开创了贞观盛世。他强调选拔官员需慎之又慎,提出“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”的理念,主张治理国家需依靠德才兼备的贤能之士,反对曹操“唯才是举”的策略,确立了唯贤是举治国理念。魏征谏言用人原则时,强调和平时期需以德为先,并提出“六正六邪”标准,明确君子小人辨别方法,以防范奸佞之臣。
房玄龄与杜如晦等重臣在选才制度改革中发挥关键作用。唐太宗要求宰相将发现人才作为首要职责,改革用人制度,将日常政务交给副职,集中精力为国选才。然而,唐太宗也曾因性格刚正被小人蒙蔽,如监察官权万纪、李仁发诬告官员,最终经魏征谏言纠正。这一历史教训用人反思表明,君主需警惕好大喜功、刚愎自用等性格缺陷,避免小人钻营。
贞观政要用人思想中,魏征提出从“贵、富、居、习、穷、贱”六方面考察官员品行,强调君子应扬善抑恶,而小人则重私利、谗言惑主。唐太宗吸取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,将用人视为治国之本,通过制度规范与社会风气引导,形成重贤良、远奸佞的政治生态,为贞观之治奠定了人才基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