溥仪特赦出狱过程始于1959年,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经历了十年改造。管理所通过劳动教育和思想引导,帮助溥仪从封建帝王转变为普通公民。改造初期,溥仪上交藏匿的珍宝,这一主动行为成为他信任新中国政府的关键转折点。
伪满政权历史罪恶的揭露对溥仪思想冲击巨大。1954年侦讯期间,他首次直面日本侵略者和伪满政权对东北人民的暴行,如平顶山惨案等,促使他写下两万多字的书面交代,承认自己勾结帝国主义、背叛祖国的罪行。
日本战犯侦讯审判中,溥仪作为污点证人出庭,陈述关东军操纵伪满政权的事实。新中国政府基于中日友好考量,对多数日本战犯宽大处理,这使溥仪看到改过自新的希望。
溥仪亲属会面细节成为其改造动力。1956年,叔父载涛受毛泽东指示探监,告知满族同胞现状,强化了溥仪对新政权的认同。此后,战犯管理所组织外出参观东北工业建设,进一步加深他对国家发展的信心。
特赦大会名单公布前,溥仪经历复杂心理斗争。1959年12月,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其符合“改恶从善”标准予以释放。尽管曾担忧身份特殊无法获赦,但政府综合考虑其傀儡性质及改造表现,最终将其列为特赦第一人。
末代皇帝公民转变后,溥仪以普通身份投身社会,从事植物园工作并参与文史研究。其回忆录《我的前半生》详述从帝王到公民的历程,成为新中国改造战犯政策的典型案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