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国政府通过复杂的联邦安全许可流程筛选公务员,要求申请人提交十年内的行踪记录、家族成员信息,并接受测谎测试。通过审核者虽能接触国家机密,但许多机密文件实际是已公开的信息,例如报纸复印件,仅因在保密环境中阅读而被标记为敏感内容。
总统每日简报作为最高级别机密,内容常被指缺乏实质价值。小布什等总统曾对简报内容失望,情报部门甚至通过添加八卦信息提升吸引力。历史案例显示,美国国家机密分类存在过度保密现象,如1951年耶鲁教授通过公开资料准确还原了军事机密,证明多数“秘密”早已存在于公共领域。
情报机构为掩盖工作失误,常制造虚假秘密转移公众注意力。肯尼迪遇刺后,FBI和中情局急于定案的行为引发阴谋论,实际是为掩饰其未能提前预防的失职。解密文件显示,珍珠港事件中军方延误情报的细节被列为绝密数十年,暴露了保密制度的形式主义。
美国政府每年投入超千亿美元维护国家保密年度开支,但机密信息分级标准混乱。特朗普“文件门”事件中,查获的绝密文件可能仅为普通资料,凸显泄密风险与法律后果的荒诞性。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指出,过度保密导致历史记录被算法自动删除,真实信息永久消失,而新秘密仍在无节制产生。
从罗斯福私信泄露到海湾战争档案丢失,美国政府的保密体系常沦为权力工具。如今,130万拥有绝密权限的人员远超华盛顿人口,秘密滥用成为常态。历史学家康纳利的研究项目因触及过度保密问题,被迫签署永久保密协议,进一步印证了制度自身的矛盾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