乾隆时期编修的《四库全书》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官修丛书,收录近8万卷典籍,耗时二十年完成,其编修过程展现了清代文化工程的空前成就。然而,这一标志性工程背后隐藏着残酷的文字狱与思想控制。
乾隆借修书之名推行文化恐怖政策,通过查抄禁书和制造文字狱案例巩固统治。江西举人王锡侯因编写字典《字贯》被控“大逆”,全家惨遭灭门;徐树奎诗集因诗句被曲解为“反清”,遭开棺戮尸。此类案件震慑民间,导致禁书查抄运动席卷全国,大量古籍被焚毁,明代档案遭系统性销毁。
纪晓岚作为四库全书总纂官,凭借博学与机智主导典籍分类整理,其贡献成为乾隆朝文化成就的缩影。然而,四库全书的修订亦伴随对文献的篡改删削,暴露出文化繁荣背后的政治操控。
乾隆朝文化政策呈现两面性:经济基础支撑了扬州八怪、京剧形成等文化现象,但高压统治导致文人避讳文字、社会陷入恐慌。这种矛盾性反映出盛世表象下思想控制的深层代价,为清朝后期的文化断层埋下隐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