乾隆十三年成为乾隆朝政治的重要转折点,其统治风格从宽容转向严苛。表面因孝贤皇后离世引发性情变化,实则源于对官僚体系纪律松弛的长期忧虑。鄂尔泰张廷玉内斗成为乾隆的统治隐患,鄂尔泰因行事张扬、结党营私指控首当其冲,乾隆借崔朝贤案与仲永檀弹劾事件打击鄂党,最终迫使鄂尔泰集团收敛。
张廷玉虽谨慎避祸,但鄂尔泰死后成为乾隆整肃朝堂策略的新目标。乾隆十三年后,张廷玉因配享太庙争议引发君臣矛盾,其退休请求被乾隆视为不忠。军机处泄密事件暴露张廷玉与门生汪由敦的关联,乾隆借机剥夺其爵位并取消配享资格,标志着张廷玉晚年政治失宠的彻底公开化。
乾隆中期整肃运动达到高潮,张廷玉被抄家事件成为典型案例。尽管抄家未查出罪证,但乾隆通过收缴赏赐、审查文字等手段摧毁其政治声誉。此举强化了乾隆朝官僚制衡体系,终结了前朝遗留的朋党问题,为乾隆全盛时期扫清障碍。
乾隆对鄂张两党权力争斗的打击,客观上遏制了官僚集团内耗,但其对张廷玉的严苛处理也暴露出帝王对绝对控制权的追求。最终张廷玉虽恢复配享资格,却成为乾隆整肃策略下的牺牲品,反映了盛世表象下君权与臣权的复杂博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