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礼记》提出以“礼约治国理念”替代“兵刑替代方案”,主张通过“乐治内在作用”与“礼仪制度推行”实现社会和谐。乐从内心产生,潜移默化影响行为;礼则规范外在表现,形成简朴的礼法体系。理想状态下,礼乐结合可使民众无怨无争,诸侯归顺,无需依赖“法律强制手段”或“军队统治工具”。
然而,这一主张面临“暴民治理难题”。历史上,统治政权极少脱离法律与军队的支撑。儒家思想矛盾性在此凸显:既有倡导仁政的理想化一面,又需应对现实治理的复杂性。礼乐常被“统治集团”用作掩盖专制的伪装,削弱其实际效用。
最终,礼乐思想对“民众百姓教化”的影响深远,但其过度理想化的局限性亦不可忽视。儒家理论中现实功利与理想愿景的交织,持续塑造着古代社会的政治实践与伦理观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