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玄宗天宝年间,唐朝选官制度演变逐渐偏离正轨。唐太宗制度设计中强调的集体宰相制和三省分权原则被打破,玄宗开始凭个人喜好超越制度提拔官员。节度使牛仙客因军资节省受赏,张九龄耿直谏言反对以官位作为奖赏,认为此举破坏唐朝选官制度演变的核心原则,但玄宗最终在李林甫专权手段的怂恿下,坚持任用牛仙客为相。
李林甫专权手段的核心在于削弱制度约束,提出“天子用人有何不可”,为玄宗随意任命官员提供借口。牛仙客无才任相后,政务处理能力低下,仅能机械批复文件,实际权力落入李林甫之手。监察御史纠察权在此事件中受挫,御史周子谅因弹劾牛仙客被贬致死,暴露皇权对监察职责的压制。
唐朝科举考试体系曾是选拔官员的核心保障,但李林甫推动的用人标准转向“重才干轻文化”,导致官员素质下降。唐太宗制度设计中强调的“良才授职”原则被破坏,玄宗后期官员任命逐渐沦为权术博弈。李林甫通过勾结后宫势力、掌控信息渠道,成为玄宗决策的实际操控者,其行政能力虽强,但排除异己、打压皇族官员如李适之,进一步巩固专权。
安禄山军事崛起与李林甫的权术密切相关。李林甫利用安禄山目不识丁的特点,将其纳入权力体系,通过威慑与笼络结合的方式控制边疆将领。然而,唐朝集体宰相制瓦解后,国家稳定过度依赖个人权谋,最终为安史之乱埋下隐患。制度崩溃与私欲膨胀的恶性循环,成为盛唐转向衰败的关键节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