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玄宗在天宝时期逐渐从励精图治转向骄奢淫逸,改元天宝成为其统治的分水岭。这一时期,唐朝疆域达到鼎盛,但节度使边疆权力的集中埋下隐患,十节度使掌握全国85%兵力,为安禄山叛乱预兆提供条件。
唐玄宗晚年喜好奉承,李林甫专权手段压制谏言,导致朝中耿直之士减少。李林甫通过构陷政敌巩固地位,如诬告兵部尚书卢铉,最终迫使其被贬。同时,唐玄宗沉迷祥瑞和敛财政策,重用宇文融、韦坚等官员增加税赋,加剧财政危机。
军事方面,名将王忠嗣因反对攻打吐蕃石堡城触怒唐玄宗,其军事策略强调减少士兵伤亡,却遭李林甫构陷拥兵谋反,最终被贬暴亡。此事反映玄宗晚年刚愎自用与边将集团势力膨胀的矛盾。安禄山借修筑雄武城囤积兵力,暴露叛乱野心,但王忠嗣的预警未被采纳。
文化领域,唐玄宗虽重视文学集团,但孟浩然仕途失败事件暴露其拒谏倾向。孟浩然因诗作触怒玄宗,终身未入仕途,侧面体现天宝时期人才选拔的局限性。随着李林甫打压异己,文学集团逐渐没落原因与政治环境恶化密切相关。
天宝时期的表面繁荣下,节度使割据、财政危机、权臣专权与帝王昏聩交织,最终为安史之乱爆发奠定基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