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玄宗李隆基在开元二十六年册立第三子李亨为太子,但其对太子的猜忌贯穿始终。李亨虽谨慎低调,却因李林甫与杨国忠的持续构陷而屡陷危机。李林甫因曾支持皇十八子李瑁未果,为自保多次利用维艰皇甫事件等诬告太子谋反;杨国忠则因早年参与构陷太子,继任宰相后延续打压策略。太子为自保,被迫与妻族划清界限,甚至牺牲太子妃韦氏与杜良娣,以换取唐玄宗的信任。
唐玄宗的权力平衡策略是太子生存的关键。他默许权臣对太子的打压以削弱其势力,但高力士通过巧妙斡旋,多次以“太子隐忍”为由化解危机。太子册立大典上,李亨主动降低仪制规格以迎合唐玄宗对“无存在感太子”的需求,展现其谨小慎微的性格。然而,安史之乱爆发后,太子李亨借机自立为帝,唐玄宗晚年受宦官李辅国欺凌的境遇,实为父子早年权力博弈的延续。
李亨的太子生涯始终受制于唐玄宗的制衡逻辑。从李林甫借柳勣案牵连边将王忠嗣,到杨国忠联合安禄山施压,太子在政治漩涡中通过“隐忍保位策略”艰难求生。最终,安史之乱成为权力更迭的转折点,李亨的憋屈经历与唐玄宗的猜忌共同塑造了肃宗继位后的权力格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