狄仁杰晚年从效忠武则天转向谋划李唐复国,核心原因是对武家子弟的彻底失望。武则天家族子弟多为政治暴发户,缺乏治国能力且行为荒诞。武敏之因与外祖母私通、逼奸太子妃等丑闻被流放;武承嗣为争夺太子位,迫害李唐宗室至十存一二,甚至勾结酷吏构陷狄仁杰;武三思谄媚面首、操控舆论,提出“唯向我好者为好人”的荒谬论调。
狄仁杰与武懿宗共同巡抚河北时,目睹其暴行:武懿宗面对契丹畏战南逃,却屠杀回归百姓并剖腹取胎,引发“两河杀人最多”的民怨。与此相反,狄仁杰推行安抚政策,恢复生产,并力保契丹降将李楷固,间接为未来李光弼平定安史之乱埋下伏笔。
武家子弟的贪婪与无能令狄仁杰认定国家不可托付于武周。他通过举荐贤臣、劝谏武则天等方式推动李唐复国,甚至在临终前叮嘱张柬之清除武三思势力。尽管神龙政变后武三思一度掌权,狄仁杰的布局仍为李唐复兴奠定基础,其政治远见与对民生的重视形成鲜明对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