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万历年间,政治飞语传播逐渐盛行,矛头直指官场,成为万历党争的源头。万历皇帝因国本之争悬而未决,冷处理政务,导致文官集团分化。内阁大学士主张务实,中下级官员坚持抗争,社会舆论压力加剧。
万历十九年,乐心如引戒权贵案引发关注。东厂锦衣卫以“例枷”刑具打击油棍活动,乐心如因涉及十君子八犬三羊名单被捕。该名单将清流派官员列为“君子”,将腐败者称为“犬羊”,如周元标、汤显祖等因弹劾权贵被推崇,而杨文举、胡汝霖等因贪腐遭舆论抨击。飞语传播推动吏部考核罢免涉事官员,强化了政治对立。
张居正夺情事件的影响持续发酵,清流派官员如邹元标因反对张居正被贬谪后重返政坛,成为十君子代表。汤显祖因拒绝依附权贵屡试不第,后以戏曲创作闻名,但仍参与抨击权贵,与油棍活动产生关联。
飞语最终演变为妖言惑众,加剧官场派系斗争。乐心如案暴露了非官方势力干预政治的风险,其死亡标志民间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悲剧性结局。万历后期的舆论失控为明末党争埋下伏笔,甚至郑贵妃的出版物也意外成为政治工具,推动国本之争走向终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