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居正在经历夺情事件后,其个人风格与执政方式发生显著变化。原本谨慎节俭的他,因士大夫伦理道德批判的冲击,逐渐转向生活奢侈与铁腕作风。万历新政改革推行的关键阶段,他选择夺情留任,以避免政局动荡,并在李太后与小万历的信任依赖关系支持下,提出“苟利国家生死以之”的执政理念。
为安葬父亲,张居正回乡葬父排场空前,其行辕规模堪比帝王,三十二人抬轿、仪仗护卫森严,沿途官员跪拜相迎。这种首辅生活奢侈现象引发争议,但张居正已不再顾忌舆论压力,仅以国家利益至上为准则。
在辽东军政疑案处理中,张居正展现出铁面作风。长定堡大捷真相调查揭露副总兵陶成喾杀降冒功的丑闻后,他力排众议,严惩涉事官员并追回封赏,强调“赏罚明当”的治国原则。此举虽巩固了万历新政推行阻力中的权威,但也加剧了与部分官僚的矛盾。
张居正的转变凸显政治与强权本质关联的复杂性。其强权手段虽保障了改革进程,却埋下君臣关系隐患。随着小万历逐渐亲政,这种依赖与权力博弈最终成为万历新政的潜在危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