秦始皇巡游天下是其构建统一帝国想象的重要实践。他通过修驰道、筑长城、推行郡县制统一管理等举措,试图以超越地域差异的“天下人”身份重塑社会认同。商鞅变法军事化管理赋予秦国高效行政效率优势,使其具备远超六国的资源动员能力,支撑了统一后的大规模基建与边疆开发。然而,二十年内集中推行多项耗费国力的政策,导致资源动员能力透支,激化社会矛盾,加速了秦帝国的崩溃。
汉朝承袭秦制框架,但批判秦政暴虐。汉初采用休养生息政策,恢复民生,同时通过否定秦朝暴政强化自身统治合法性确立。贾谊等政论家以“过秦论”批判秦始皇统治,凸显汉朝仁义形象,为汉政权稳固提供思想基础。汉武帝独尊儒术后,儒学与皇权结合,进一步完善皇帝权威制度,推动秦汉第一帝国进入强盛阶段。
司马光评价秦始皇与汉武帝均因过度消耗国力引发危机,但汉朝凭借深厚积累避免了秦朝速亡的命运。历代王朝虽批判秦政,却延续了秦始皇奠定的皇帝制度与集权框架,足见其制度设计的深远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