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3、求法篇：佛法在中原落地生根 长安诞生儒释道独特文化（上）

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原后，在东汉末年的动荡与瘟疫中逐渐流行。曹魏时期，天竺僧人昙柯迦罗在洛阳传法，朱世行成为首位受戒并西行至西域取经的中土僧人，其求法精神为后世僧人树立典范，如东晋法显。法显以六十余岁高龄从长安出发，经陆路西行至印度，后由海路返回，历时十三年，著《佛国记》，成为佛教传播史上的重要人物。
玄奘的求法历程标志着佛教在中原的深化。因感佛经释义分歧，玄奘私行西行，穿越西域至印度那烂陀寺，师从戒贤研习佛法。其辩经成就震动天竺，归国时携佛舍利、佛像及经典数百部，并受唐太宗礼遇。此后玄奘于长安大慈恩寺专注佛经翻译，完成千余卷经论译著，其《大唐西域记》为后世研究印度历史提供珍贵史料。
法显与玄奘的陆路求法外，唐代意境法师开创海路往返先例。其归国时正值武则天推崇佛教，受女皇亲自迎接，并在支持下主持佛经翻译，延续了玄奘的译经传统。
唐代佛教发展得益于统治者的支持，如武则天借佛教巩固统治，而佛经翻译的体系化则推动了佛教思想与中原文化的融合。玄奘、法显等僧人的求法实践及译经成果，不仅丰富了中原佛学体系，也为儒释道多元文化在长安的共生奠定基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