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宋治平二年(1065年),围绕宋英宗生父濮王的尊崇问题,朝廷爆发重大礼仪争议。翰林学士与礼官在太常礼院召开会议,讨论英宗对生父的称谓与礼仪规格。以司马光为首的谏官集团坚持儒家礼法,认为英宗既已过继给仁宗,便应尊仁宗为父,而将濮王视为"皇伯",其谏官立场坚定引发了与宰相韩琦等人的激烈对峙。
韩琦提出的濮王尊崇建议,主张给予生父特殊礼遇,得到欧阳修等中枢重臣支持。这场朝廷纷争本质是儒家克己复礼原则与帝王私心的冲突。司马光通过历史案例警示英宗,强调遵循宗法过继制度对维护朝纲的重要性,但英宗受私情驱动,仍试图突破礼制限制。
争议白热化阶段,曹太后以手诏形式干预朝政,要求维持礼法秩序。在此背景下,司马光的谏官职务变动成为焦点。英宗虽表面提拔其任龙图阁直学士,实则通过职务调整削弱其谏官影响力,反映出礼仪争议背后的权力博弈。
最终,这场濮王尊崇礼仪争议不仅暴露了北宋中期皇权与礼法的矛盾,更凸显了士大夫集团在维护儒家秩序中的分化。司马光虽暂时退出谏官职位,但其坚持的礼法原则为后续历史评价奠定基调,而欧阳修等人提出的称父主张则成为宋代礼制改革的重要参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