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马光凭借庞吉的提携进入宋朝官场快速晋升通道,通过馆阁校勘考试后,成为太常礼院官员,负责礼仪制定。庞吉作为政治导师,通过枢密副使、参知政事等职位为司马光铺路,助其三十出头便跻身升朝官行列,开启政坛发声之路。
任职太常礼院期间,司马光首遇重大考验:仁宗因宠信宦官麦允言,欲破例以三公礼仪和一品仪仗为其治丧。司马光联合礼官上奏,以“逾越礼制损害君臣体统”为由据理力争,最终成功劝阻仁宗,展现其“温和坚定”的谏言风格。
次年,仁宗因宠妃张贵妃提拔外戚张尧佐,引发台谏官员激烈反对。司马光与包拯分别以“理性劝谏”和“刚直抨击”两种方式进言。包拯直斥张尧佐“窃取名器”,司马光则从“过度恩宠反致祸患”角度剖析,最终迫使张尧佐主动辞去四项要职,仅保留节度使虚衔。
这两次事件凸显宋朝官场制度中礼仪与权力的博弈。司马光通过太常礼院的职务,在宦官葬礼争议和外戚提拔事件中,既维护礼制原则,又巧妙平衡皇权尊严,奠定其“敢谏新星”的政治形象。仁宗的情感倾向与文官集团的礼法坚守形成张力,成为司马光早期政坛历练的重要背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