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本对多位西方中国学家的著作进行了评价,重点围绕中国文学、哲学经典的翻译与研究展开。韦利亚利的《中国文学扎理》被视为目录而非文学研究著作,而梅惠丽的《汉语指南》虽非顶尖学术成果,但因其严谨性和实用性被认可,其学术价值仅次于威瑞玛的《孜尔集》。翟里斯的作品虽文风优美,但选题局限性较大,仅个别翻译如《辽宅智异》被视为中文英译典范。
巴尔福的《南华经》翻译引发争议,其翻译准确性问题尤为突出。原文指出,巴尔福未理解单字含义、语法结构和段落逻辑,导致无法把握《南华经》的中心思想。这一翻译争议与《济陵西冲》强调的逐层解析方法论形成鲜明对比,凸显了经典文本对语言基础与整体性解读的双重要求。
最后,作者提及花之安的作品,认为其虽学术价值不突出,但对文学和哲学原则研究的把握优于同时代学者。这一评价暗示了中国学研究需兼顾语言功底与深层思想挖掘,为后续探讨中国学的目标与方法奠定了基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