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辜鸿铭随笔》：中国人A

辜鸿铭在《中国人》一文中批判了欧洲汉学研究的局限性。他指出，早期欧洲传教士和汉学家对中国学的理解存在明显偏差，部分人仅掌握方言或谚语汇编便自称“中国学家”。马里兄博士的字典被视为中国学研究的起点，但其后的学者如德比士爵士、郭斯拉博士等人，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仍停留在浅层，甚至出现误判。
文章梳理了中国学的发展阶段：早期以字典编撰和基础研究为主，后期转向经典翻译与文学评析。李亚各博士的《中国经典翻译》虽规模宏大，但因术语粗疏、缺乏哲学整体性而受到争议。法国学者雷木沙、德国汉学家冯斯特劳斯等人的著作虽有突破，但仍难以代表中国文学的精髓。
欧洲汉学家的学术著作常以西方视角解读中国经典，导致翻译与评析的准确性存疑。例如，雷木沙翻译的《玉娇梨》虽受西方文人推崇，实为中国二流文学作品。此外，治外法权背景下，部分在华外国人滥用“中国学家”头衔，暴露出学术浮躁与权力干预的双重问题。
辜鸿铭强调，中国学的核心应是对儒家经典和文学传统的系统性研究，而非零散猎奇。尽管欧洲汉学在语言障碍克服和基础文献整理上取得进展，但其对中国文化深层价值的理解仍显不足，尚未真正进入成熟阶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