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辜鸿铭随笔》：文明与无政府状态或远东问题的道德难题B

欧洲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兴起源于对中世纪制度的反思，尤其受到法国哲学家的推动。杜克罗斯提出的“理性培养”概念，标志着新道德文化的萌芽。值得注意的是，18世纪法国思想家如伏尔泰、孟德斯鸠的学说，部分源自对耶稣会传教士引入的中国典章制度的研究。中国制度中“修身齐家治国”的理念，为欧洲自由思想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。
现代道德文化与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存在根本差异。前者以人性本善为基础，依赖理性与情感构建社会秩序；后者则强调原罪论，通过敬畏上帝维系权威。基督教圣经作为中世纪道德根基，其象征性预言逐渐被现代科学语言取代。赫胥黎等学者指出，随着理性培养的普及，圣经对普通民众的道德约束力已显著弱化。
两种文化的冲突构成了远东问题的核心道德难题。欧洲中世纪文化依赖封建统治与被动服从，而自由主义推动的现代道德文化则追求理性民主制度。尽管基督教文明常被视为高于儒家文明，但后者基于理性与自省的特质，展现出更持久的生命力。当前欧洲社会过度依赖警察等外部力量维持国民秩序，暴露了现代道德文化尚未完全取代中世纪思想残余的困境。
中国典章制度对欧洲思想的影响揭示了一个悖论：传教士试图传播宗教，却意外促成欧洲对自身中世纪文明的反思。这种文化互动表明，真正威胁人类文明的并非东西方差异，而是未能实现道德文化从敬畏到理性的彻底转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