传习录上3

至善的本质与实践
王阳明指出，“至善”并非通过外求事物实现，而是遵循“天理之极”的内在准则。郑朝朔以具体礼节（如“翁卿之姊”“凤阳之姨”）为例，主张通过学问思辨寻求至善的适当性，但阳明认为，若仅追求表面仪节的精准，反而可能陷入“毫厘千里之谬”，偏离天理的根本。他强调，至善的核心是无论何种情境，都需以天理为唯一准则。
知行合一的根本逻辑
针对知行分离的观点，阳明提出“知行本体”不可割裂。他以“恶恶臭”“好好色”为例，说明认知与行动本是一体：见恶臭即厌恶，见美色即喜爱，中间并无思欲隔断。若将知行分作两事，如“鼻塞人不知臭”或“空谈孝悌而不行”，实则是“私意隔断”本体，违背圣贤教人的宗旨。
学问思辨的局限性
阳明批判仅依赖学问思辨求善的局限。例如，若仅探讨礼节仪式的适当性，虽可短期完成，却无法触及天理之极的本质。真正的学问需以“警惕着实”的功夫，将知与行统一。古人之所以分说知行，是为补偏救弊：针对“冥行妄作”者强调“知”，针对“悬空思索”者强调“行”，但本质上二者不可分割。
知行合一的实践意义
阳明通过“知痛必自痛”“知寒必自寒”等例证，说明知行合一的本体性。圣贤教人知行，旨在恢复这一本体，而非空谈理论。若强分知行为二，将导致“先知后行”的谬误，背离“醒察省事”的实践根基。唯有体认知行本体，才能避免“毫厘千里之谬”，实现天理之极的至善境界。